大風起于青萍之末，歷朝歷代在出現大亂之前必定有一些征兆，能夠洞察世事者實屬高明。中國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高人。春秋時期，吳王夫差通宵達旦地在姑蘇臺歡宴飲樂，伍子胥勸諫他不聽。伍子胥就斷言：“吾見麋鹿游于姑蘇之臺也。”不久，越國伐吳，吳國戰敗，姑蘇臺被焚毀。魏正始七年(公元246年)，大臣得來勸諫高句麗王宮驪不被采納后，他就指著高句麗的王宮說：“立見此地將生蓬蒿。”不久，高句麗國被滅，宮驪竟落得只身逃命。晉惠帝永康九年(299年)，大臣索靖看到天下將亂，指著洛陽宮門的銅駝說：“會見汝在荊棘中耳!”然而，西晉宰相何曾同樣也預見到天下將亂，可是他的做法卻和別人截然不同。這恰恰是何曾的人生悲劇所在。
“八王之亂”之后，西晉政局動蕩，社稷飄搖。晉懷帝永嘉三年(309年)，尚書何綏遭誣害被殺，他哥哥何嵩痛哭流涕地說：“我爺爺(何曾)怎么這樣料事如神啊!”他們的爺爺何曾當年是晉武帝的開國元勛，并是當朝宰相。何曾經常陪同武帝參加宴會，回家之后，就對兒子們說：“皇上開創基業以來，每次宴會我都參加，從沒有聽到他講到治理國家的長遠打算，僅僅談及日常瑣事，沒有給子孫后代作長遠打算的辦法，他自己這一輩子還可以過下去，后代怎么辦啊!你們好像還可以免禍。”又指著孫子們說：“到他們一定要慘遭禍亂。”后來，果如何曾之言。在驚嘆何曾料事如神的同時，也以此警示眾人：千萬不能這樣茍且偷生。
何曾眼看皇帝放縱卻不加規勸，看到國家出現危機，大亂在即，他應該算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政治家，但作為晉武帝的肱股重臣、當朝宰相，他卻沒有盡到職責。他眼看晉武帝一步步將江山社稷葬送到喪亂的深淵，卻袖手旁觀。當時宮女近萬人，武帝就乘坐羊車，隨意任羊拉著在后宮游走，羊車停在哪里，他就在那里宴寢。宮女們為了吸引羊車能把皇帝引來，就競相把羊愛吃的新鮮竹葉插在門縫，利用羊喜愛鹽的習性用鹽水灑掃庭院，以致武帝荒廢政事，而公開賣官比東漢桓帝、靈帝都厲害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臭名昭著的王愷、石崇斗富就出現這個時期。伍子胥等人尚能勸諫君主的過失，雖不能用但也算盡職盡心，死而無憾。何曾則不同，他能洞若觀火地看到君主之失，預見天下將亂之勢，竟在當面一言不發，只是回家竊竊私語，說三道四。
他的放任給國家和家族都埋下了顛覆的禍根。何曾看到天下將亂的端倪之后，不僅沒有勸諫皇帝，自己也是及時行樂，得過且過。他過著奢華至極的生活。日常使用的帷帳車駕和服飾，質地和工藝都要求精美到極致，飲食供養，都超過了王爺。每次參加皇帝的宴會，都吃不下御膳，武帝就特許他吃自己從家帶來的精致食物。他每天僅伙食費就超過一萬錢，還說膳食沒有味道，沒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。
聲名顯赫的何曾大家族，從何曾自己開始奢侈，兒子、孫子兩代，變本加利，最終走向滅亡。史載：其嗣子何劭“驕奢簡貴有父風”。到了孫輩時，生活更加奢侈，其最終結局可想而知。從西晉開國到永嘉末年，僅僅四十多年時間，曾經顯赫至極的何氏大家族竟然沒有一人能夠幸免于難。歸根到底，何曾自己正是滅家亡族，斷子絕孫的始作俑者。
正如《資治通鑒》總編輯司馬光所評價：何曾私下譏諷晉武帝晚年偷懶，得過且過，沒有深謀遠慮;他看到天下將亂，子孫難逃禍亂，似乎很高明;但是他自己卻超規格地過度奢侈，并且讓子孫傳承他的遺風，最終以驕奢亡族，他所謂的高明又何在啊。而且他身為宰相，明知自己的君主有過失，不當面勸諫而是回到家中在背后私議，也絕對不能算作忠臣。可見，何曾的“高明”以及言行，于國、于家、于己、于人最終都成為千古遺恨，既禍國殃民，又貽害家族、坑害子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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